古代字畫交易出手

出身于文物店的書畫鑒定
先生，1983年參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他治學嚴謹，考證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頭而，這正好可以彌補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對于整體把握中國書畫史和鑒藏傳世書畫頗具意義。在長期的實踐中，勤奮好學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書畫斷代、辨偽中的相關細節，如他對明代吳應卯大量偽冒祝允明作品、王寵的弟子金用偽造其師作品、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贗品的研究等。這種極為精細的研究，對于甄別當今以高超手段作偽的書畫現實意義。

筆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畫，見到一件掛品，一時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還和旁人強辯一番。有人便寫說："立揚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見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凜然自省，向人道歉，認識到如何尊重群眾！
一次收到外地一冊宋人書札，拿到北京故宮囑為鑒定。唐蘭先生、徐邦達先生、劉九庵先生，還有幾位年輕同志看了，意見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極為和諧。為了集思廣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備參考的意見，他們以為理由可取，就定為真跡，請外地單位收購。后唐先生說："你這一言，定則定矣。"不由得觸到我那次目無群眾的舊事，急忙加以說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見，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說："先生漏了一句：‘定則定矣’之上還有 ‘我輩數人’呢。"這兩句原是陸法言（切韻序）中的話，唐先生是極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釋重負。顏魯公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口晚節末路之難也。"這話何等沉痛，我輩可不戒哉！以上諸例，都是有根有據的真人真事，仿章學誠《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

楊新曾擔任徐邦達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導尤多，影響更深。
清宮舊藏以書畫銅瓷為大宗，15萬件書畫也成為今天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優勢。從20世紀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宮所藏古書畫先后經過徐邦達、張珩、啟功等先生的鑒定，對這些書畫的作者、流派、時代、內容等方面給予了客觀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達先生貢獻尤多。楊新從徐邦達身上受到兩方面教育：
一是學習徐先生對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楊新從徐邦達為故宮古書畫藏品所建的檔案資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認真、嚴謹、細致：“在所立欄目中，除了登記其質地、尺寸、款字、來源等各項之外，還要對其收藏印鑒、題跋進行識別，對其內容、真偽、藝術等寫出評語，查出文獻的記載，后還有識真偽的結論等，實際是一次科研活動。先生所做的這些工作，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書畫方面的陳列研究、編輯出版及對外交流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檔案至今仍然在使用?！保钚拢骸段腋彀钸_先生學鑒定》）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書 局部
著錄對于鑒別，雖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對加強書畫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勝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別字：歷來把寫別字的問題看得很嚴重，書畫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錯誤，如書畫上或題跋上，尤其是書畫上的題款等等出現了這種情況，都被認為是作偽者所露出的馬腳。

《搗練圖》 唐 張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書畫上或題跋上所題的年月或與作者的年齡、生卒年不符，或與事實有出入，也將被認為是作偽的佐證。
避諱：在封建帝王時代，臨文要避諱，就是當寫到與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寫一筆，這就叫避諱，通稱為缺筆。在書畫上面，看到缺筆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諱，就可斷定書畫的創作時期，不能早于避諱的那代皇帝的時期，否則就是作偽的漏洞。這一問題，一向作為無可置辯的鐵證。
題款：以書畫的題款作為鑒別的主要依據，只要認為題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證據來論定真偽。
如從以上方面對一幅古書畫進行鑒定，即使不確定該作者的筆墨特征，也能從容自信面對 。

從印章上鑒別，會出現所見印章與真跡印章的一些差異。如印文的粗細，邊框的寬窄、破損，印跡的清晰與模糊等。這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會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跡會清楚一些，用久了，印章的清晰程度會發生變化。此外，印泥的好壞、濃淡、干濕等，也會使印章鈐蓋后產生變化。邊框的寬窄與蓋印時的用力和下墊物有關，有時會產生寬窄不同的變化。印跡的清晰程度又與使用印章的人的手法有一定關系，有人蓋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搖晃，此外，下墊物的質量與多少，天氣的冷暖，久置不用的印泥與經常使用的印泥，這些都會使鈐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還在剛蓋過印章的印跡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書畫作品擠壓時的沾污。經常擦拭或刷洗的印章，與不經常擦拭刷洗的印章蓋出的印跡也有所不同。一幅名家的書畫作品，其印章也應該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特別是文字上不能有錯誤，一個的書畫家，是不可能經常出現寫錯字、用錯字的現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