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名家字畫鑒定

王其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組里有兩個能人，一個尚廓，一個傅熹年，兩個人手下都很有功夫。
建筑科學院的圖書館搜購了很多建筑方面的書籍，有的是外文原版的。傅熹年提醒王其明，其中有兩前歐洲建筑師到鄉村采風所畫的建筑速寫圖冊，還有一本日本的《百棟集》，一百棟住宅每棟都配了一張平面圖、一張剖面圖和一張透視圖，可以參考。王其明深受啟發，覺得浙江民居調查也可以這樣做。
傅熹年作品：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寫生稿。
王其明說，光畫平面圖、剖面圖不足以顯示建筑物的優點，要畫透視圖，傅熹年畫透視圖是一絕?！八谋憩F能力特別強，圖畫得可帥了。他畫的那些民居寫生圖，有遠有近，有大有小，配上的那些樹也很好。因為他對國畫的見識也比較多，很有才氣的?！?br/>
王其明覺得傅熹年很有鉆勁兒。他是紅綠色弱，考清華建筑系前就有意識地做“預習”，畫畫知道自己哪個顏色不準，就注意調整。她覺得，傅熹年被劃右派受打擊很大，但對他來說也算一個很特殊的成長環境，還收獲了知心的愛人。他劃右派后，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女友卻堅決不改志向，他也毫不動搖，兩個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結婚的。
除了畫圖，傅熹年的文史綜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在協助劉敦楨編寫《中國古代建筑史》時，他開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來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畫。

1972年夏，國家文物局籌備出國文物展覽，將傅熹年借調回京，又給了他一次重拾舊業的機會。他畫了很多供出國展覽的圖，包括根據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等遺址實測圖繪制復原圖和彩色渲染圖。
這期間，他有了重新接觸古籍的機會，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和《新唐書》。啟功的圖書也已啟封，查了《資治通鑒》。他們都發現了寫經發愿人為武則天的確切證據，英雄所見略同，彼此撫掌稱快，認為總算解決了一樁小公案。
但如果要寫成文章，當時卻頗有些“違礙”之處。因為這段歷史的背后，涉及武則天迫害同父異母哥哥致死、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實際上卻公然污蔑自己的母親與外孫亂倫。這在當時大捧“女皇”的情況下，實無異于自尋煩惱。
直到后，編《中國法書全集》，啟功和傅熹年都覺得應該收入武則天的這篇發愿文殘段，傅熹年才寫出了這篇考證文章。因為無論如何，其中的書法之美，都不能不令人贊嘆。至今，這段發愿文殘片的照片還壓在他書桌的玻璃下。

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
后，傅熹年結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得以回歸，右派問題也在1979年“改正”。但是，他仍然不能心無旁騖地搞，因為，80年代，他又“跨界”成為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
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工作早開始于60年代初。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文化部文物局組成了鑒定小組，張珩為組長。張珩于1963年病逝，不久“文革”開始，這項工作就完全停頓了，直到1983年，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啟。當時決定，由中宣部下發文件，將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作為一項國家任務下達。
1983年8月，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正式在北京成立，上海博物館顧問謝稚柳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任組長，謝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負責協調工作，組員有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邦達、遼寧省博物館副館長楊仁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九庵，以及當時在中國建筑技術發展中心建筑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傅熹年。
傅熹年是在啟功、徐邦達和謝辰生的聯合推薦下進入這個組的，全組七個人中，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只有他是50歲的“小字輩”。

這是他次目睹此畫實物。他注意到，位于畫幅右上方的款識“吳興趙孟頫”筆法滯澀，且從構圖上看畫幅右方頗顯局促，因而認為畫作并非趙孟頫作品，而是經過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趙孟頫”的名字是后來添加的。
因為全國需鑒定的書畫作品很多，當時商定，鑒定組采取不爭論原則，將不同意見作為附注標注。謝辰生只負責協調工作，啟功沒有參加這次鑒定，參加的5個中，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3人同意這個意見。后的鑒定意見為，該畫為元人作品，但非趙孟頫所作。
鑒定組在沈陽工作時，也發生過較大爭論，尤其是對一些畫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達實際上不參加鑒定了，啟功也經常不來，劉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負起主要責任來，大量的反對意見都是他們倆簽署的。
傅熹年說，并不是每一位都堅持自己主持收購的書畫為真，徐邦達就很大度，他替故宮收進的字畫，如果鑒定組認為是假的，他也認賬。

傅熹年還回憶，鑒定組開會時，他和劉久庵常坐在一起，互相交談。每次提出反對意見，總有人會問：你說不是他畫（寫）的，那你說是誰畫（寫）的？可能有感于此，一般鑒定時定其真偽就夠了，但劉久庵還進一步研究偽品，盡可能找出作偽者，如指出多件祝允明書法都是吳應卯、文葆光偽作的。劉久庵不但熟悉大名家，還熟悉中小名家，對一些名家的不成功之作，他往往能力排眾議定其為真筆。
巡回鑒定工作于1989年底結束，共過目全國6萬多件書畫作品。作為鑒定成果，出版了10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其中編成24卷彩色《中國古代書畫圖錄》